——关于中国美术问题的思考

   本文涉及的中国美术主要指诸如中国绘画、书法等从传统流变中发展而来的民族美术。

        “共性下的个性发展”看似一个旧话题，而今天旧话重提实属必要，即本文论题所指。笔者关注此论题基于以下感触与思考：当代艺术的发展环境使我们不可回避地一次又一次面对多质或多元文化交流带来的渗透和干预，而每当风烟散去，我们梳理这些渗透和干预的因素时，却发现其核心实质来源于并非多元相反却是近乎一元的影响主因，即来源于所谓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西方文化”， 而来源于“西方文化”却又似乎更近于来源于美国文化了。笔者无意于批判中西方文化的优与劣，只是在意中西方文化方式之差异。

   尽管中国的经济正在或已经掘起，但长期经济上的低位所造成的文化必然低位的心理误解，带来了文化的心理自轻。这样的现象在当代中国美术中亦彼彼可见，最突出的表现即在于以绝对的“自我”（个性）表现与实现与否来构建中国美术的价值判断。如果我们不加思索，艺术对个性的要求亦似乎情理之中，而我们只要冷静思索，便会发现这样的评价系统实质上已被西方美术价值判断方式所置换，使我们为数不少的中国美术人实质成为了持着中国绘画工具的西方美术家。强调“有前提’的”个性”发展即在“共性下的个性发展”，才是中国美术的鲜明特征与传统特质，“共性大于个性，不能没有个性”才是中国美术关乎发展与创造方式的基本理路。在个体的美术探索（小美）中始终映射着传统智慧（大美）的光芒，成为中国美术审美的基本切入点，在这一切入点上我们无须怀疑更无须自轻。从中国美术的价值体系去观照，那种一味强调“纯粹的自我”必然成为图谋艺术捷径者的托辞与欺语，而在另一种文化场（诸如西方艺术）中却可能是标新立异与天经地义的价值要求。笔者想说的是不同文化场所形成的不同价值取向与方式认同是并置于人类精神园地里的多种存在，既无优劣与高下之分，亦无先进与落后之别，更非以经济的发达与落后绝然成正比。怀揣文化的自轻所带来的必然是文化主体立场的迷失与可悲。

  对共性呈现的看重对于中国美术来说是至为重要的，这是以民族审美心理为导源的必然结果。以中国书画为例，记得是陈师曾说过这样的话：“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听起来是中国画家标新立异的豪言壮语，清代石涛更有 “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鲜明立场，但这其中却与西方艺术强调纯粹个性之表现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无论清代石涛还是现代陈师曾，他们的画作中渗透着显而易见的前人成果，那种被公认的已成为共性美的东西，仅从石涛题跋中谙熟的诗文运用，各种书体及笔法的自由往来就能看得分明。即使是所谓“扬州八怪”中的 任何一“怪”都必有着上乘的书画融汇能力以及对前人成果的长年修积与把握，仅如郑燮的杂体书看似个性化的游戏，却无不彰显着对共性成果的熟练把握，是共性化了的个性成果。这种坚守着传承下求发展的基本方式，便是中国美术“共性大于个性，不能没有个性”之所指。现代诸大家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石鲁、李可染、陆俨少等等，无不遵循着这样的理路，众所周知的李可染以最大的功力打进打出的名言，使李可染的作品无论在外在图式、表现技巧，还是内在创作思想都看似“全新”的背后，仍然是以共性呈现作为获取个性艺术的基本前提，于是人们在李可染的画中才能看到一种可被“理解”的个性美创造（如果人们都认为李可染的画作个性鲜明的话）。在中国书画中，要做到极耐品读，必以共性呈现为前提背景，如作品中一味强化纯粹自我的表现，甚而代之以它域艺术的表达方式（而不是有选择的吸收），便会丧失中国书画可资审美的基本“入口”，所以在中国书画中表现出一种纵深性和涵容性对中国书画来说是第一位的，而其新异性是必备的但却是第二位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中西方艺术的差异性之一。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引证本文的观点，最简明的论据无过于书法了，在书法中我们一旦丧失对前人共性成果的汲取，要创作出能被作为欣赏对象的书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便是以颠覆传统作为已任的诸如“书法主义”一类的“现代书法”很难“闹腾”下去的根本原因。“现代书法”正是因其从根本上抛弃了“共性呈现”这一前提，甚而代之以西方的种种艺术思维与样式才使自己试图对本民族艺术的改造难以成立。看重传承的对待方式实在是民族心理的深层基因，也同时产生出了一种民族共认的价值权衡。顺便说一句，今天一部分书画家与批评家对传统成就如文人画的轻率否定，如不是因他们尚没理清中国艺术的特征所在而产生的无知行为，便是因他们不愿对中国艺术付出岁月与积累的种种艰辛却又渴望名利的思想驱使。笔者认为中国美术之果是一个多层多向合力的共同作用，文人画不能代表中国美术的全部，也不能代表中国书画的全部，但却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美术中书画的呈现方式， 完善了对于中国书画创作主体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的框架性要求，诸如物我合一的审美方式，深厚广博的学养积淀，脉络清晰的传承绪统，道技合一的天然呈现等等。

  对于以“共性呈现”为前提，强调“共性下的个性发展”这一中国美术特征，明代项穆《书法雅言》中对书家优劣的评定的论点倒是说得明了清晰、恰如其分，可借为我们今天的论辞，项穆将书法家从优至劣分为五等，一曰正宗，二曰大家，三曰名家，四曰正源，五曰傍流。四、五等自不必议，且看项穆如何言清前三等：“会古通今，不激不厉，规矩谙练，骨态清和，众体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奕矣奇解。此谓大成已集，妙入时中，继徃开来，永垂模轨，一之正宗也。篆隶章草，种种皆知，执使转用，优优合度，数点众画，形质顿殊，各字终篇，势态迥别，脱胎易骨，变相改观。犹之世禄巨室，方宝盈藏，时出具陈，焕惊神目，二之大家也。真行诸体，彼劣此优，速劲迟工，清秀丰丽，或鼓骨格，或炫标姿，意气不同，性真悉露。譬之医卜相术，声誉广驰，本色偏工，艺成独步，三之名家也。”项穆所言之一等正宗谓之“会古通今”“规矩谙练”“众体兼能，天然逸出”“大成已集，妙入时中，继徃开来，永垂模轨”实际讲述了在中国美术中居于最上乘水准的艺术应有的状态，清晰地呈现了“共性下的个性发展”的具体情形，既有“会古通今”“规矩谙练”“众体兼能”“大成已集”的共性积淀，又有“天然逸出”“妙入时中，继徃开来，永垂模轨”的个性创建。以此作评，今天“名家”或尚存， “大家”堪有几人？“正宗”堪有人乎？

  当然强调“共性下的个性发展”说明对于中国美术来说“个性”的探究亦是一个必须厘清的重要问题，强调“共性下的个性发展”实际在讲明了中国美术必须具备“个性”的同时，也讲明了中国美术“个性”有度的底线，如将“个性”从“共性”背景下剥离，将所谓“个性张扬”放大到一种绝对的程度或状态，实际已远离了中国美术这一特定的“学术场”而滑向了它域（或如西方）艺术的价值方式中，事实上我们今天有不少的中国书画家与理论家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异化为它域艺术的代言人。在中国美术史上历朝历代都在发生着变化，个性差异各代都存在，重来不曾缺少“个性”，而个性中牢牢的关联性却是“中国式个性” （姑且这样称呼）的显著特征。每一代的个性努力都在完善着一种共有精神向度的呈现手段与呈现方式，今天谈“中国式个性”不能简单地将“个性”绝对化，将“中国式个性’与”西方式个性”混为一谈，更不能带着文化自轻的心理去看待中国式个性。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个性的核心都直接指向艺术创作主体的禀赋，一种一个族群或一个个体对美的敏感力、发现力与创造力。但中国式个性则有具体的表现方式，它指向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已有的共性成果（审美精神与实现这种精神的技术方式）的领悟以获取基础语汇的能力；其二是将这一语汇默化到主体自身的个体化差异之中并实现“个体化”了的“共性呈现”的能力，即在新的社会综合环境下，主体面对新知，面对新的客体表现和新的视角期待，表现出的超凡智慧和悟性，既“会古通今” “规矩谙练”又“天然逸出”“妙入时中”。当然资有高下，功即有浅深，清周星莲《临池管见》说得明白：“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人人言之。然天下最上的境界，人人要到，却非人人所能到。看天分做去，天分能到，则竟到矣；天分不能到，到得那将上的地步，偏拦住了，不使你上去，此即学问止境也。” 那么“中国式个性”在最低层次上也至少必须是一种“规矩谙练”与“妙入时中”的良好契合指向，。

  总之，深入认识中国美术发展的流变性的同时，更必须认识到中国美术区别于它域艺术的特质，中国美术对共性的看重意义深远。从艺不先具“共性”，就丧失了个性前提，“共性”已不只是一种技术样式的简单表征，它饱含了关于民族审美的精神共性，成为一种“大美”。这种“大美”随着千年的蕴积，对于后学有着丰富的借鉴、参照与奠基作用。当然问题也会被提出来：也由于这种“大美”来源于前代无数个体性灵对“美”的多向度认知（小美）的集合，又会对后学产生着极强的吞噬力，即当这种“小美”集合到体量足够大时，后学在“小美”上的发现与创造所能产生的新异性，必然因它毎能与既有的类型相近似而遭到削弱。千年过去，已似乎不会有后来学者不能从既有成果中找到与自己“小美”影子相近的情形，且当这种情形出现，由于既有成果的经典作用，使后学在这种对应共鸣中极难舍弃，那种既有的对应方式所带来的愉悦感常使后学难以自拔，这便是中国美术的研习者易于沉溺“美好往昔”的原因所在，也是今人在渊闳的“大美”面前踯躅畏难，甚而不惜投机取巧的原因所在。而这种庞大的看似障碍着美术发展的“共性”，又因饱含渊闳的审美精神而极为至要，使我们在谋求中国美术的发展时，不能简单地以远离“共性”甚至颠覆“共性”为选择，中国美术的价值特质正在这种对共性精神的首先含咏上，使创作主体永远要成为带着美丽镣铐的艰难舞者。而项穆所谓“会古通今，不激不厉，规矩谙练，骨态清和，众体兼能，天然逸出”当永远是成就“中国式”艺路修持的落落正道。笔者作为具体从事中国书画创作与研究者中的一员，在多年实践中亦感这种“坚守”的艰辛！艺路漫漫，非可朝启而夕成。但坚守艺路正道，使得每一点滴的收获都能成为艺术进步中可信的坚实阶梯。“共性”背景下的求索艰难，却有着永无穷尽的辽阔空间，它有道可循又变化幽微，这正是中国美术及其传统永恒的魅力支撑！

  今天的美术创作主体学问结构与思維方式较之前人变化巨大，但在这些变化中必须把握住那些不变的要素，使自己的血脉从大美中流出，是今天从事中国美术创作研究主体学问结构中最不可动摇和起码应具有的部分，中国性的坚守又不树敌于多元文化的时代性，成为今天中国美术创作与研究主体必须具有的新能力和新智慧。今天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下，主体得以从第三者的视点看待自己所从事的艺术领域而获得新视角，本该是中国美术获得参照求得发展的良好机遇，即中国性的坚守又不树敌于多元，这种对看似两难的复杂状态的成功驾驭，才显示出今天的美术创作主体要推动中国美术发展所要拥有的杰出才能。

作者系：西南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 

 编辑：勤子